民國二十年前後故宮發生過一件轟動國內外的新聞，當時任職故宮院長的易培基在故宮文物南遷的過程中被指控盜取國寶，然而所謂的「易培基盜寶案」只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事情的真正背後，則是一場政治上的鬥爭，易培基院長不過是這場鬥爭中被犧牲的棋子⋯⋯
民國九十六年的今天，另外一位故宮院長石守謙被檢方指控在其院長任內「竟為求個人仕途順遂，或為貪圖廠商不法利益，在諸項工程進行中，除未嚴格把關，並任由承商予取予求，毫無節度花用公帑，未用心典藏文物，嚴重危及國寶存放安全。」當我讀到檢調如此荒誕的控訴時，我笑了。檢方所引爆的這整場荒謬絕倫的戲碼的背後是否隱藏著政治上的鬥爭，我不清楚，也不懂，但倒是可以談談石守謙老師，我所認識的與檢方所控訴的絕不是同一個人。
在求學的過程中有大師的指導，可謂幸福。民國九十一年到九十五年四年之間，我有幸在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受教於石守謙老師。在學習的過程中老師給我的指導和教誨至今仍是我時時提醒自己的箴言。老師在研究上的深度與熱忱，都是作為學生的我所望塵莫及的。在台大的受教於老師的期間，正值老師擔任故宮副院長以及院長之際，在公物繁忙的時刻，老師卻時時惦記著學生的研究，關心學生的研究進度，這些都讓身為學生的我感動不已。還記得當時老師教授的多是針對博士班學長的課程，身為碩士生的我無課可上，老師竟要我也加入學長姐們的課程，一起討論和學習，甚至為我們不同學生的需求開闢個別指導的約談時間。當時我和學長姐們戲稱這每週一小時的約談時間為「掛號看診」經過醫生（老師）的診斷、打針或是開處方箋，下週再來「回診」看看病情是否改善。還有一次，記得是星期五的下午，原來是應該要上課的，但同學們遲遲等不到老師進教室，原來稍早老師在立法院備詢，但因為議程耽擱，老師備詢的時間被延誤，在漫長的等候時間，老師竟索性要我們即刻到立法院旁的咖啡廳上課，於是學長開著車，載著我們浩浩蕩蕩地往立法院前進。同學們也戲稱石老師的研究室是7-11，不論何時總是燈火通明，而老師總是離開了故宮就往研究室跑，我曾經問過難道老師沒有家庭？石老師就是這樣一個全心奉獻給藝術史研究和教學的學者。
老師教給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對自我的嚴格要求。他說理想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現實的不完美，而這不完美就是驅使我們繼續向前的動力，唯有嚴格地在各方面要求自己，才有可能達到。石老師就是這樣一個在各方面自我要求的人。記得他在初擔任故宮院長時，在故宮工作的學姐告訴我老師在研讀故宮的歷史，我聽了覺得詫異，以老師的學術涵養，對於故宮以及它所典藏的文物難道不熟悉嗎？然而老師卻願意從頭重新了解一個博物館的歷史，試問有多少個故宮院長願意這麼做？若是「為求個人仕途順遂」他犯不著大費周章地研究故公歷史的來龍去脈，因為這不會為他的仕途帶來什麼好處。然而老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總是選擇困難的路走。老師的自我要求並非只有在對學術的研究上，更體現在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即使是書本也不容許頁面的角落有摺痕，這樣嚴謹的態度，在面對文物時更是如此。記得有一次我在課堂上打開一件手卷的複製品，當時我粗心地將用來固定手卷的帶鈕與手卷捲在一起，老師馬上糾正我即使是面對複製品也應該要小心謹慎，以免對物品造成傷害或是毀損。對複製品和書本如此，面對故宮典藏的寶物如何可能「未用心典藏文物，嚴重危及國寶存放安全。」？
最近我為了出國深造的事情向老師請教，老師提醒我在決定將來研究方向的時候不要盲目地跟隨著眼前學術界的潮流。在選擇研究議題的時候不要貪圖現成的便宜，應該要深刻地面對自己的研究，要擇善固執。即使這條路將會走得艱辛困苦，也要奮力持續地走下去。當我聽聞檢方控訴並求刑的消息時，我曾經給石老師打了個電話，原來是想關心一下事情的發展，並慰問老師，沒想到老師竟反倒關心我最近投稿的學術論文，詢問我論文的近況，是否已經投稿，亦或通過審查？原來關心人的卻反倒成為被關心的對象。
石老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關心藝術史的研究甚於自己；他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甚於自己；他關心藝術品的保存甚於自己；他關心道德的操守甚於自己。這是我認識的石守謙老師。
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後，在「盜寶案」吵的沸沸洋洋之際，易培基雖然提出了反訴，但在事情未明朗時，易培基和李伯玄被迫辭職，由馬衡代理院長職務。這個莫須有的案件卻在後來持續擴大，易培基不堪屈辱，激憤不已，在上海一病不起，含冤而死。石老師比易培基堅強，在這困難和冤屈的時刻，仍然堅毅地面對一切指控。
歷史終究還給了易培基清白，我相信也會還給石老師⋯⋯
期待撥雲見日的一刻
靜靈
2007.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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